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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分社正文

东西问 | 孙雷:大学校训如何折射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?

中国新闻网 2022年06月24日 21:27

  中新社沈阳6月24日电 题:大学校训如何折射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?

  ——专访东北大学副校长孙雷

  中新社记者 刁海洋 李晛

  大学校训是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的综合表达。透过大学校训,能够看出中西方大学办学理念、办学传统和价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养成。

  最早的大学校训出现在哪里?中西方大学校训有何特点,折射出哪些文化精神与哲思?中新社“东西问”近日就此专访了东北大学副校长、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雷。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最早的大学校训出现在哪里?校训之于大学有何意义?

  孙雷:西方现代大学中,被誉为“大学之母”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早期并没有明确的校训,15世纪末16世纪初,牛津大学(1167年建校)与剑桥大学(1209年建校)分别设计和启用各自的校标,被公认为是西方最早的校训。西方学校习惯将校训称为“MOTTO”,意为文字简明的题词、题句、题序。由此可见,校训应教育发展需要而生,并无论古今中外都在教育中受到重视。

  大学是教育人的场域,一所大学的校训、校风以及引起师生共识的文化传统是大学用来成风化人的根本。校训育人的关键点在于“训”,意义在于育人,其功能性在于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引导、疏导和督导,它既有显性文化特征规范学校内师生的言行,又有隐性文化特征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师生的举止甚至价值观。

英国剑桥大学。中新社发 赵伟 摄

  中新社记者:西方大学的校训折射了哪些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?

  孙雷:上面提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在创办多年后的15世纪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校训,分别是“Dominus illuminatio mea(上主乃吾光)”和“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(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)”。17至18世纪,美国哈佛Veritas(真理)、耶鲁Lux et veritas(真理与光明)应运而生,这些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其校训渗透的思想与最初牛津剑桥相仿:追求真知、自由,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。

  这与西方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。在西方大学校训的发展过程中,特别是中世纪,倡导“无差别的爱、在上帝这个无差别的人和神之前,身份的平等”,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产物。近代,受启蒙理性所倡导的“普世价值”影响,西方大学校训开始在原有的追求自由、博爱的基础上,倡导“个体自由、独立、平等、民主、人权”以及与之相关联的“科学、进步”等观念,这是近代的历史产物,也是近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。

  中新社记者:中文中“校训”一词出自哪里?

  孙雷:中国校训堪称“早发内生”,古代有校训之实,但无其名,诞生之初即承载“训育”的职能,南宋岳麓书院院训“忠、孝、廉、节”,直至清末教会大学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校训的名实统一。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相继制定本校校训后,“MOTTO”(校训)实体已然显现并推广,但由于中国传统“大学”没有“校”“训”二字连成一起的词组,因此尚未出现“校训”这一名称。

 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,教育先贤们借用日语当用汉字形体命名“校训”(平假名:こうくん,读作koukun),细读起来读音与中国的“校训”读音相似,是因为日语中音读本身来源于中国古代长江流域以南的古汉语。由此看来,“校训”一词虽属舶来品,却又有很深的本土因缘。至此,“校训”一词与中国古代“校训”及西方大学的“MOTTO”完成了完美对接,实现了校训概念与原型的实至名归,也使中国大学校训进一步得以明确化。

湖南长沙岳麓书院。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中国大学校训又有哪些特点,体现哪些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?

  孙雷:中国大学校训的特点,我觉得可以用四个精神向度来概括:史学的长度、哲学的深度、文学的温度、美学的厚度,四重精神向度,大学校训是四者的综合呈现和表达,印证了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蕴含着文化属性,体现出文化精神与哲思。

  中国大学校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,形式是中国式文学表达,内涵则颇具中国式哲学思辨深度,比如,中山大学的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,皆有坚实的哲学文化底蕴作支撑,充满着中国智慧。

  其中,中庸之道格外令人瞩目。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,从初始角度来分析是为“中庸”。何晏集解:“庸,常也,中和可常行之道”。正所谓“此心不动,随机而动”,不为情绪所累,进入中庸的“未发”状态,把握时机,依良知而行,且行必“中节”,即知(良知)行合一。东北大学校训“自强不息,知行合一”较充分地诠释出这一点。东大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,仍不忘救亡图存。1928年,张学良对学生讲道:“我很望诸君,要坚定了志向,各用自己之所学,全国学者都能如此,则中国自强矣。”东北大学以知为行,以知定行,知是行之首,行是知之终,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与努力实践并重的中庸之路上,把握机遇,从而形成质的飞跃。这是一种对传统中庸之道的传承与创新,更是一种超越与突破。

  中新社记者:校训是体现教育理念的一种非物化形式。透过中西大学的校训,能看出中西方教育理念上有哪些异同?

  孙雷:透过大学校训,能够看出中西方大学办学理念、办学传统和价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养成。

  中国大学校训以主德求善为源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、以血缘家庭为本位、以人伦道德维系社会为基础的德性文化,必然以家国情怀为己任。尤其“士”阶层的崛起,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中国人养成了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

  比如,清华大学校训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便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以《君子》为题作报告之时,引用《易经》中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;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来勉励清华学子,拥有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和心胸宽广的君子品德。

清华大学校训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。中新社发 徐文东 摄

  相比之下,西方大学校训则直抒胸臆,多渴望追求真理、自由,往往直接引自《圣经》。西方大学校训的思想内容经历了从“重神灵”“重上帝”,“自治”“自由”到“主智”“求真”“服务”的演变,表现出西方大学的理念与追求。比如,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训“Fiat Lux”(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),主张神的启示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。

  透过中西大学的校训,我用中央民族大学校训“美美与共”一词概括,中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而不同,教育的真谛都是“培根铸魂、启智润心”。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上,既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,又要面向世界大学不断创新,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孙雷,现任东北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、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中国共青团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,政协沈阳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,政协沈阳市第十二届、十三届、十四届委员会委员、常委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文化、城市文化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等。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思想道德建设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,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副理事长,教育部新文科教育研究专家等多个学术职务。近年来,在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高等教育》、《东北大学学报》等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、国家治理周刊等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,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、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、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等部、省、市课题60余项,出版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逻辑养成与制度构建》《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透视》《大学校训》《新时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概论》等专著10余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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